走在村里的路上,一辆车迎面开来,车里的人探出头向他打招呼。车驶过后,他轻声说道:“那人是个放高利贷的。”
他早就对那些人把丑话说在前面了,“如果你敢借给我侄子,我一分钱不还你们”。
侄子们一天到晚在外面出车,两三天难得见一次面,但只要碰到一起,他就会问起每人的业务量。“3天只做1000多元?”他对贺背的成绩很不满意,“上周还跑了7000块呢。”他怀疑侄子们又去聚餐了,“耽误时间”,他嘟囔着。几周前3人就曾先斩后奏,过生日喝酒去了。
他每天查岗,在微信里看侄子们有没有回话。如果没有,就直接打电话。他订下规矩,看见他的未接来电,必须马上回复。贺熊曾因回复不及时被他愤而拉黑。
有一次,贺熊的同学来找他玩。他就没有出车,约上贺背,几个人把手机一关,去宾馆打了一天牌。晚上回餐馆,贺军将他们拦在门外痛骂:“如果你们这么瞎混,全部滚出去。”原来,他通过车载卫星定位系统查到侄子们的位置。“定在那里没动过,肯定在赌博。”
他不想侄子们走他的老路,“在这里的年轻人很容易沾上赌博。从打小牌开始,输了钱,旁边马上有人借你高利贷”。
实际上,他们只算远亲。在攸县农村“贺家组”的56户人里,低一辈的贺姓男丁都是他侄子。“不单单开滴滴他才管我,他就等于我们亲叔一样,全部要管,包括与老婆吵架。”贺熊说。
角色转换
贺军与他的第一个乘客相处并不愉快。
那是2015年5月,他刚开滴滴快车,从大望村接上一个女人,结果遇上了堵车。那人一直骂个不停,他很快就受不了。他半途放下乘客,并按照13元的快车起步价塞去15块,“你不用找了,反正我不拉你了”。
他掉头就回家睡觉去了。后来他在司机群里抱怨,别人告诉他,这种遭遇挺正常,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作为回报,他获得了一个“一星”的最低评价。
当他跑到一百多单的时候,他又遇到一桩堵心事。事由是他不对,那天他与侄子刚好都有接机预约单,他想早些回家,便私下和侄子调换了。把客人送到 3个不同的地方后,最后下车的那个自称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女人指出他人车不符,拒绝付款。车费是280元,他赔了女人300块钱。
“300块对我没什么,但我刚刚做滴滴,不想被投诉。”他回忆。
他之前哪里受过这种委屈,开餐馆遇到的客人五花八门,但有事轮不到他出面,有经理顶着。“那个女的太狡猾了。人车不符,你可以不上车,把所有人送完了,才说不付钱。”
“酸甜苦辣都尝过,把我的性格也磨掉了。”贺军感叹。
每一个滴滴司机都面临着挑战。对于曾经的出租司机来说,他们需要对抗的,是昔日的惯性。
谢学文从来是个不爱说话的人,开出租车时几乎不和乘客说话,看见有人招手,停车、开车、收钱。但现在,他必须要说了,接单后的标准用语是:“您好,我是您的专车司机。”
而当他说起话来,又是个大嗓门,瓮声瓮气的。他必须控制,用一种略显怪异的发音方式——听起来他好像在依赖鼻腔说话,才显得温柔一些。但有时乘客听不清,他就想,“完蛋了”。
最初开专车的一段时间,他的评分只有4.7,属于全公司垫底的极低评分了。他很苦恼,向舅舅抱怨,就差给乘客当孙子了。比如有乘客抱着小孩坐在 副驾,他会说:“先生,您这样坐是不行的。”那人说没事。他有点着急,但还是客客气气,“路上很多摄象头,抓到了要罚款的”。那人还是无动于衷。
“我能再说吗?我说了,他给你一个一星怎么办?”以前在出租车上,他哪需要管这些。
“你表达的是你的立场呀,你是怕扣分怕罚款,你没有站在乘客的立场。”夏正武给外甥演示正确的方法,“如果急刹车,这个小宝贝坐在前面不安全。这样乘客很愿意接受的。”
“我哪里想到那么多哟!”
“换位思考,懂不懂?换位!”
慢慢地,谢学文的评分也长上来了。“他那个人毕竟学历不高,让他说出个所以然来,他也说不出来,但是这个人是诚实肯学的,我一教呢,他还是会听我的。”夏正武说。
“你要是觉得,随便玩玩就能赚到钱,劝你不要搞。都是靠时间熬出来的。”夏正武笑了,“我们所谓的自由,不是你们所谓的自由。”
贺军的滴滴之旅在继续。这一年,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:一个青年临登机时才发现手机忘在车上,贺军返回出发点,把手机交还他的父亲;一个面色忧 郁的香港人去皇岗关口,聊了一路自己不开心的事情,最后竟给了50块钱的小费;两个美国人完全不懂中文,靠着手机打字,最终顺利抵达……
一个离异女人一路上都在同婚介所打电话,直至到了目的地惠州,才发现她原本要去的是惠阳,他于是主动提出免费送她一程,以避免投诉。但一路上他们聊得很开心,女人确认是自己搞错了,照价全付,还说到下次去爬梧桐山,要顺道做客他的饭店。
贺军发现,他喜欢上了与乘客聊天。
从有些角度看,乘客与司机的地位似乎并不平等。乘客一旦投诉,依据汪国平专车公司的规定,司机就要接受罚款,还会影响每月返点。一位司机讲述了 某次他的两难处境,情侣在他车上,一个要调头回家,一个坚持往前开,他不知道听谁的,两个人都是他的“上帝”。他试图调和,被骂了一顿,拿到低评分。
一般预约等待限时10分钟,接机则必须无限等待。贺熊曾从下午2点等到凌晨——预约期间无法接实时单,才接到乘客电话,飞机因大雨降落于汕头,订单取消。
在所有受访者中,夏正武是唯一愿意理解这种不平等的人。“滴滴凭什么跟出租车来抢市场?服务。你凭服务赢得市场,而不是靠价位。”
他们更有礼貌。他们更友善。他们更在意你的感受。但他们不是新的人类物种,他们是你在出租车上可能遇到的同一批司机。他们都不完美——谢学文说话瓮声瓮气,贺军是个赌徒,夏正武曾为侄子出头打过人。
但这些不完美的人,尽力在提供尽可能完美的服务。
同一个屋檐下
置身大望村,你很容易忘记这里是广东。村里餐馆选择不多,湘菜馆占了绝对多数。湖南人钟爱的槟榔在每个小卖部都可以买到,贺军店里的伙计一天要嚼4包。“攸县”成了一种商标,如果说用在餐饮业尚可理解,但一家理发馆与修车厂也冠以攸县字样。
“只要你愿意,你可以在这里全天都讲攸县话。”贺军说。
如果稍微观察,你会发现大望村壮年人占了多数,老人和小孩占少数,与湖南的村庄恰恰相反,就像是互相咬合的齿轮。
很多人都会把稍大的孩子放回老家,小的带在身边。贺军16岁的大女儿在攸县读中学,9岁的小女儿则在大望村读小学。很难视她为广东人,因为她不 会说广东话,在这个村里,广东话是排在普通话与攸县话之后的第三通用语言;也很难视她为湖南人,因为她尚缺那里的生活经历,她在大望村出生长大,老家总计 只回过2个月。
无论贺军与夏正武有多少不同,至少有一点上是一致的:他们在大望村已经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,但依然对这个地方缺少归属感。
“这个村子我不喜欢也不讨厌,但我喜欢老家,永远不会改变。”贺军说,“这里的米粉虽然叫攸县米粉,但没有攸县的味道。”夏正武则肯定地说未来要回湖南,“等我孩子一上大学我就走”。
10年前的大望村,最多的是制衣厂。互联网对大望村的第一波改造是制衣厂的逐渐消失。信息透明化的力量与网购的消费习惯,杀死了欠缺竞争力的小作坊。
现在,第二波改造来了。
尽管变化仍持续发生,就目前来说,出租车司机转开专车的,还是少数派。更多人的心态是保持观望,不敢冒险。
而即便像夏正武这样的先行者,也选择每月租车,而非像贺军与其侄子那样自行购买。实际上,他每月租金要比月供还高一些。
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,如果追问下去,夏正武会忸怩地说,“因为这个新生事物,政策性的东西谁也不敢保证搞多久。如果我买个车,搞一年就搞不了了,那我折现卖掉的话,这一年白干了。租车简单,我不要操那份心”。
移动互联网早已覆盖了大望村,但如果不是加入滴滴,夏正武是属于这个网络之外的人。他早就用上智能手机了,但只使用打电话这一个功能——发短信都很少,他觉得打字费劲费时。加入滴滴后,他的手机里至少多了两个移动应用,“滴滴”是必须的,另一个是微信。
但直至现在,他对自身的互联网改造不尽如人意:他总是忘了看微信,汪国平与他达成共识,有事直接打电话;由于跟不上“抢红包”的节奏,一位滴滴 的总监在过年时不好意思地问起他,“是不是最近有情绪,怎么一个都没抢”;他自拍技术恐怕远远落后于他的车技,他的微信朋友圈只有一张自拍照片,若非被提 醒,他意识不到眼睛是闭上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