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5年1月,汪国平将公司的新年联欢会放到贺军的餐馆举办,他不放过每一个普及滴滴的机会,“滴滴专车公司”的条幅就高高地挂在店门之外。这个举措引发了内部的担忧。这里可是传统的的士村啊,“这么高调不怕被砸场子吗”。
这种敌对是可以理解的。两个阵营的人总能在这座城市不同的角落相遇,专属经营权被共享经济(滴滴的专车、快车有近80%是兼职司机)所挑战,而最烦躁的是,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主要还流向了那一方,有些乘客上了出租车竟然还会毫不客气地褒贬评价。都是滴滴的错。
即便夏正武也承认,当他还开出租车时,对滴滴“有一点讨厌,如果你问我路的话,我就不会告诉你”。而谢学文开了滴滴后,也能感觉在路上遭遇前同行的怨气,“他知道我们是干滴滴的,有时候超你的车,或者变道,对你不客气”。
但那场联欢会平安地结束了。
其实,弥漫于外界的滴滴与出租车的紧张气氛,在这个处处是熟人网络的村里并不存在,每个家族都有不同阵营的人。双方的对话常常是这样的,比单价,比客源,购车要多少钱,被抓到罚款多少钱,每月赚多少钱。“天天就是聊这些,对比。”贺熊说。
在夏正武印象中,从2003年到现在,深圳出租车只停过3次工。一次是非典期间,一次是争取燃油补贴,最近的一次是2016年1月,针对滴滴。
停工发生,大望村的出租司机向来共同进退。“有时候并不是心里想罢工,是为了大局,”夏正武说,“大家都罢,你要不罢,你以后在这个村里面怎么见人啊,人家说你八辈子没见过钱。”
尽管停工是因滴滴而起,乡邻间的和谐关系并未破坏。夏正武记得那天早上,他大哥把出租车停在门口,对他说:“你快出去吧,外面好多客。今天让你们赚个饱。”
那之后的几天,深圳政府发布消息,“鼓励出租车企业降低租金以减轻驾驶员的负担”,并对每辆车发出每月2000元的补贴。
“其实做出一点小小的让步,出租车就不会饿死了。他们心理上受到安慰,政府还是重视我们,就像解决两千块钱,第二天就开工了。”夏正武说。
从前开出租时,他也琢磨过行业改革。“但是我想又有什么用呢?谁会给你改革?因为它没有受到冲击的时候,是没有人站出来说话的。”他认为两个阵营不该敌对,“相反有滴滴专车之后,你出租车司机更有理由,让政府和公司做出让步,减租。如果没有滴滴,一辈子都不能实现。”
夏正武获得过“优秀出租车司机”的证书,全年无投诉、无违章、无罚款。他说他从不绕路,捡到手机会返还失主,但他也承认,他会拒载。
对于那个他已经离开的行业,你能感觉到他的感情仍在,“不管是司机服务水平、整体素质,全国没有一个城市的出租车能够跟深圳比”。
他仍会努力地为其辩护,他说乘客以为的绕路,可能是因为这座城市单行道较多;提及行驶于关外的“绿的”经常不打表,而且投诉往往是无效的,他强调关内的“红的”不一样,“是正规军”。
“深圳管得多严啊。”那些内部制度他记得清清楚楚,“发现一次绕路罚款两千。多绕的钱,按50倍返还给乘客。发现两次,取消上岗证……”
至于滴滴与出租车在所难免的竞争,谁该获胜,对于夏正武来说,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。
“我有亲戚开出租车,也有亲戚在开滴滴,我希望双方都不要失业。最完美的结局。”他说。
采访结束时已是凌晨3点,此时到黎明是大望村最难找车位的时间段,因为专车都回村了。路旁停满了车。夏正武把车开到了村中一处林中空地,但树与树的缝隙也都挤满了车,要知道搁两年前这里一辆车也不会出现。
兜转多处地方,半小时后,他终于死心了。
他唯有冒险一试,将车开到家楼下。他极不情愿,因为要穿过一处极其狭窄的胡同。天黑看不清,他心疼车被擦坏。车以近乎嵌入墙壁的状态,一厘米一厘米地推进,通过了那条几米长的关口。
夏正武长嘘一口气,他的一天结束了。按照他的习惯,他要抽几根白天没太多机会抽的烟——他总怕烟味沾到车厢,然后冲凉,吃饭,睡觉。
他所在的大望村则是不会沉睡的,不断有夜归的车灯亮起,而几个小时后,大批出租车将启程,它们颜色一致,向着城市进发,有如道路上的蜂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