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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电商网（www.cndsw.com.cn）7月19日消息，据博客天下报道，深圳梧桐山脚下的大望村，一直以大量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生活其中而声名在外，直到出现了“叛变者”夏正武。即使不是第一个“叛变者”，他也是最出名的那个。
回头看来，2015年4月那个傍晚发生的事情，远不止是一个49岁的出租车司机决意将自己12年工龄清零。他从此跳出了那张需要缴纳份子钱但也 涵盖社保的特许经营权合同，也跳进网约车时代的滚滚浪潮里。那晚还是一个小型专车公司的成立起点，让一个与科技革命看起来很遥远的村庄开始了自我进化。
那个乘客与别人不太一样。从一上车，他就明显话多。“师傅，你看着开车技术不错，你开了多少年的车？”“生意没有以前好了吧？”“那怎么没想到去开滴滴呢？”
在乘客汪国平看来，那个司机也是特别的。但凡打车，他就会和司机聊天，有些人根本懒得接他的话，有些人能聊，但答案不是他所期待的，提起滴滴不 是充满愤懑之意，就是带有为难情绪，“我们不敢干啊”，或者，“车还没有到期”。但夏正武给人的感觉，健谈、爽快，他的租约马上就到了，他对滴滴的态度， 似乎是开放的。
汪国平唇上留着两撇小胡子，样子看起来精明老练，说话偶尔有一点夸大其词的倾向。他当时是小额信贷公司的老板，很多钱借出去了收不回来，公司一 度要断掉资金链。但毕竟有几十辆车抵押在他手里，他想着转型成立专车公司，与滴滴合作。不是所有车都能派上用场——比如加长林肯几无用武之地，但他眼下亟 待解决的并不是车。他缺的是好司机。
汪国平向夏正武发出了邀请。“你干脆跟我来搞专车吧。你是最合适的，深圳你闭着眼睛走。”
一个月后，汪国平的“快易达”专车公司成立，夏正武成为首批招募的专车司机之一。
专车司机与出租司机，像是移动互联网语境里的一对反义词，让人联想到彼此存在竞争并带有敌意的两个群体。把它们放到一起搜索，出来的结果是不同城市的出租司机打砸、围攻专车的新闻。
与互联网世界更为接轨的深圳，出租司机们的落差更大。除了滴滴，优步、易到等网络约车公司以及已被并入滴滴的快的，也早早在这座城市布局，通过 一轮轮的割喉战，完成了市场教育。出租车市场遭到严重挤压。几年前，一个出租车司机可以月入一万五六，现在，七八千元已算是天花板。
但深圳的出租车司机与同是大都市的北京、上海的区别在于，本地人占比极少。湖南籍司机一度占据半壁江山，其中以攸县人居多。夏正武原籍益阳，是攸县的倒插门女婿。
从上世纪90年代，亲带亲，邻带邻，像快速迭代的无性繁衍，攸县人相继涌入出租车行业。而城中村因为房租便宜、停车方便，成了 他们首选的栖居地，攸县老乡们选择在故土之外，继续做老乡。皇岗村、石厦村、大望村，都是深圳人众所周知的“攸县的士村”。据估计，大望村住有1000多 名出租车司机。
两条相互竞争的叙事线索被并入一条。很快，整个村子知道，有个出租车司机变成滴滴专车司机了。通过口口相传，一些消息在村里被交叉验证着：他第一个月交了12000块钱给他的妻子，这是他妻子在“太太团”聚会的时候聊起的。当男人们找上门来问，夏正武承认了。
那段时间，每天都有老乡上门咨询。早一批，晚一批，与出租车早晚7点的交接班时间相对应。夏正武实在，把自己所知道的——甚至他的收入支出的所 有细节，全部分享。但他也很谨慎，不轻易出具意见，“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要不要搞，你自己判断”。如果那人表达加入的意愿，他才带着去见老板汪国平。他 也害怕时势逆转，带人入错行，“他们以后就会挑毛病，当时要不因为你啊……我没有必要。”
但对于亲人，他还是帮着拿主意。45岁的谢学文是他外甥，2015年10月交了车，打算回长沙做货车司机的老本行。夏正武向他陈述利害，劝他“一起搞滴滴”。
谢学文算是被迫离开出租车行业的。2015年6月，他的副班司机不干了，跑去开滴滴。“招副班”的告示在车后窗贴了几个月，硬是招不到人。每月 一万两千多的份子钱没有人帮他分担，出车的时间更长，但赚钱反而少了，算下来只有四五千元。公司向他承诺会降租，但一拖再拖。如此熬了4个月，他再也无法 忍受。
“我的头脑很简单，就觉得出租车做不下去了，我就不做了，也没想可以转一下。”谢学文说。舅舅虽然只比他大几岁，但“舅舅永远是舅舅”，说话管用。对于有意离开的司机，出租车公司总会动用各种说辞挽留，但他们大概不会想到，那个最有效的游说者，曾是己方阵营的一员。
恰恰是昔日技艺与经验，成为这些老司机们在新行业成就卓越的机会。“不认识路是最麻烦的事情，但出租车司机都是活地图。”汪国平说。他的专车公 司除了租车费用，另一个收入来源是总体进账的返点，而出租车司机们从来没有让他失望：他们能吃苦，习惯长时间作战，同等时间往往能赚到更多钱——他们知道 哪里是订单高发区。在招募员工时，他对其他行业的人会慎重选择，但对出租司机——夏正武至少介绍了十几个人，来者不拒。
2016年年初，一篇微信公号的文章让夏正武在村里再次红了一把。因为服务好、用户评分高，也因为那段转型故事，滴滴公司将他树为模范人物，并 以他为主角拍摄，发布了一组图文，在网络上传播很火。他因此被同行们笑称为“滴滴村村长”。采访的邀请纷至沓来，有几个星期，手机被记者打爆了。
夏正武并不开心，拒绝了几乎所有采访。“每天接电话的时间都多过我做生意了，”他向汪国平抱怨，但又不能设置拒绝陌生来电，“我不是靠出名吃饭的，我是靠干活吃饭的。”他告诉《博客天下》，“你们是第三家采访到我的媒体”，并发誓这将是最后一家。
一次，有个乘客看了他半天说，好像在新闻里见过他。他装作不知道，敷衍了过去。“因为很多人心态不平衡，”他后来解释，“你服务好？你出名？我给你打个一星（即最低分）试试？会有这种人。”
转型之后，许多事情都随之改变。座驾售价近20万元，手刹变成自动挡，开起来轻松得多。
但他也失去了一些以往的乐趣，载客需全程静音，他钟爱的草原歌曲，没什么机会播放了。出车时间全由自己掌控，想休息随时休息，没有交接班的捆 绑。在街上不停兜转的接客方式已经成了过去式，现在他把车停靠路边，等待平台派单即可，没有订单时，还可以睡上一觉。“现在比原来更自由了。”夏正武反复 强调。
然而有一些事情，是恒久不变的。
按照新公司规定，每月有4天假期，提前报备即可获批，不过夏正武、谢学文从未休息过。在出租车行业，主班司机比副班司机更吃香，摊的份钱少是其 次，主要在于无需跑夜班，“睡眠质量会好一些”，但现在，熬夜是常态。他们通常每天上午10点出门——为了避过早高峰堵车，夜里一两点回家，如果订单多， 则可能跑到三四点，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了以往开出租。出租司机夏正武，在交班后吃过晚饭，保持着在公园散步的习惯，但专车司机夏正武，想散步唯有绕着车走几圈。
他没有机会和妻子、女儿道晚安。
日入1000元是夏正武的平均收入，但看起来惊人的数字，是要经扣减的，每天租车费用200元，21.77%的流水额需上缴平台，油耗也要一百多元。
没有任何人强迫他，他自愿委身在那个逼仄空间里，成为车的囚徒。“你要是觉得，随便玩玩就能赚到钱，劝你不要搞。都是靠时间熬出来的。”夏正武笑了，“我们所谓的自由，不是你们所谓的自由。”
从老板到司机
贺军与夏正武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攸县人。
“夏师傅是典型的老实人，做事踏踏实实。攸县人性格跟他差不多，谁吓唬他一下，让他给几千块，他也会给。”贺军说。
他坐在他开的湘菜馆里，毛主席的画像就挂于壁上。他外号“肥仔”，有一副臃肿的身材，留着板寸，脖子上戴着条粗硕的金链子——尽管如此，他仍然给人一种无害的敦憨之感，去开滴滴时，他会遵守规定将链子摘掉。饭店是他的主业，开滴滴只算兴趣爱好。
与夏正武的谨慎风格不同，贺军直言不讳到令人惊讶。他看好滴滴，理由是，“政府想打压你，通过平台呼叫所有车，守在那里抓就行了，来一个抓一个，一下子打尽。何必出去抓车呢？”他认为现在的处理方法是一种微妙的平衡，“大领导怪罪下来，他说我在执行了。”
他也是大望村的老住户了。2007年，他在大望村开了这家湘菜馆后，搬进这里。“我算半个地头蛇，什么风浪都见过。”他说。开店不到3个月，东 北混混、本地民兵与关外来的复员军人3伙人，就在他的店里发生口角，各自叫了人，展开对峙。他摆了两桌好菜，请各方头脑坐下来，平息事端。夏正武等人从未 接触到村里的领导，但贺军与他们关系熟络，他们常来店里吃饭。大望村没有人敢欺负到他头上。
那些年，攸县人贺军从不与“的士佬”来往，成天厮混的多是生意场上认识的外地人。“打车时你跟他说攸县话，好像要占他便宜似的。”他解释，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是，攸县司机遇到老乡打车，结算时要少收几块，把零头抹掉。
但据侄子贺背的说法，主要因为当时贺军高傲，瞧不起人。贺背今年24岁，从15岁起就出来跟着叔叔学厨。“他经常不跟你说话的，馆子里的人都怕他。”
1989年，14岁的少年贺军带着几十块钱只身闯深圳。在餐饮行业，他在曲折中一路上升，成为厨师长，获得股份，最多时手下带着200多人。他 身上有股野蛮的生命力，粤菜原本是他的专攻，但因为湖南人身份，手艺再好也难被认可，才半途改学湘菜。“我以前家里很穷，钱都是自己赚到的，没人管到 我。”他自称是家里的土皇帝。2007年时他最志得意满，在深圳的几个不同地方都开有餐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