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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机版2015年1月，汪国平将公司的新年联欢会放到贺军的餐馆举办，他不放过每一个普及滴滴的机会，“滴滴专车公司”的条幅就高高地挂在店门之外。这个举措引发了内部的担忧。这里可是传统的的士村啊，“这么高调不怕被砸场子吗”。
这种敌对是可以理解的。两个阵营的人总能在这座城市不同的角落相遇，专属经营权被共享经济（滴滴的专车、快车有近80%是兼职司机）所挑战，而最烦躁的是，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主要还流向了那一方，有些乘客上了出租车竟然还会毫不客气地褒贬评价。都是滴滴的错。
即便夏正武也承认，当他还开出租车时，对滴滴“有一点讨厌，如果你问我路的话，我就不会告诉你”。而谢学文开了滴滴后，也能感觉在路上遭遇前同行的怨气，“他知道我们是干滴滴的，有时候超你的车，或者变道，对你不客气”。
但那场联欢会平安地结束了。
其实，弥漫于外界的滴滴与出租车的紧张气氛，在这个处处是熟人网络的村里并不存在，每个家族都有不同阵营的人。双方的对话常常是这样的，比单价，比客源，购车要多少钱，被抓到罚款多少钱，每月赚多少钱。“天天就是聊这些，对比。”贺熊说。
在夏正武印象中，从2003年到现在，深圳出租车只停过3次工。一次是非典期间，一次是争取燃油补贴，最近的一次是2016年1月，针对滴滴。
停工发生，大望村的出租司机向来共同进退。“有时候并不是心里想罢工，是为了大局，”夏正武说，“大家都罢，你要不罢，你以后在这个村里面怎么见人啊，人家说你八辈子没见过钱。”
尽管停工是因滴滴而起，乡邻间的和谐关系并未破坏。夏正武记得那天早上，他大哥把出租车停在门口，对他说：“你快出去吧，外面好多客。今天让你们赚个饱。”
那之后的几天，深圳政府发布消息，“鼓励出租车企业降低租金以减轻驾驶员的负担”，并对每辆车发出每月2000元的补贴。
“其实做出一点小小的让步，出租车就不会饿死了。他们心理上受到安慰，政府还是重视我们，就像解决两千块钱，第二天就开工了。”夏正武说。
从前开出租时，他也琢磨过行业改革。“但是我想又有什么用呢？谁会给你改革？因为它没有受到冲击的时候，是没有人站出来说话的。”他认为两个阵营不该敌对，“相反有滴滴专车之后，你出租车司机更有理由，让政府和公司做出让步，减租。如果没有滴滴，一辈子都不能实现。”
夏正武获得过“优秀出租车司机”的证书，全年无投诉、无违章、无罚款。他说他从不绕路，捡到手机会返还失主，但他也承认，他会拒载。
对于那个他已经离开的行业，你能感觉到他的感情仍在，“不管是司机服务水平、整体素质，全国没有一个城市的出租车能够跟深圳比”。
他仍会努力地为其辩护，他说乘客以为的绕路，可能是因为这座城市单行道较多；提及行驶于关外的“绿的”经常不打表，而且投诉往往是无效的，他强调关内的“红的”不一样，“是正规军”。
“深圳管得多严啊。”那些内部制度他记得清清楚楚，“发现一次绕路罚款两千。多绕的钱，按50倍返还给乘客。发现两次，取消上岗证……”
至于滴滴与出租车在所难免的竞争，谁该获胜，对于夏正武来说，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。
“我有亲戚开出租车，也有亲戚在开滴滴，我希望双方都不要失业。最完美的结局。”他说。
采访结束时已是凌晨3点，此时到黎明是大望村最难找车位的时间段，因为专车都回村了。路旁停满了车。夏正武把车开到了村中一处林中空地，但树与树的缝隙也都挤满了车，要知道搁两年前这里一辆车也不会出现。
兜转多处地方，半小时后，他终于死心了。
他唯有冒险一试，将车开到家楼下。他极不情愿，因为要穿过一处极其狭窄的胡同。天黑看不清，他心疼车被擦坏。车以近乎嵌入墙壁的状态，一厘米一厘米地推进，通过了那条几米长的关口。
夏正武长嘘一口气，他的一天结束了。按照他的习惯，他要抽几根白天没太多机会抽的烟——他总怕烟味沾到车厢，然后冲凉，吃饭，睡觉。
他所在的大望村则是不会沉睡的，不断有夜归的车灯亮起，而几个小时后，大批出租车将启程，它们颜色一致，向着城市进发，有如道路上的蜂群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