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也正是那一年,他开启了一段此后困扰他七八年的地狱之旅。他沾上了赌博。
麻将、骰盅、牌九,乃至香港的跑马,什么都赌。他的瘾越来越大,后来是去澳门赌场的贵宾厅。当然是输多胜少。开在西丽的一个餐馆,在一场麻将中 作价320万元输掉。而输得最大一次是在澳门,十几个小时里,他先是赢了260万,但竟不收手,直至输掉500万。当时他身无分文,收债人给他买了船票, 押着他回深圳。另一座酒楼因此被抵押掉了。
输钱的事情传回老家。他父亲赶至深圳,追问他到底输了多少钱。他死咬住不说。“这个钱是我自己赚的,我没从家里拿过一分钱,输了多少钱不用你们管。反正我也给过你几十万。”他对父亲说。父亲气得半死,当晚就回了老家。
至2009年时,他所借的高利贷利滚利已达300多万元,而他身上只剩一百多万元现金。他对妻子说,这些钱你拿走,我们离婚吧。讲了几次,妻子始终不愿意离开他。
债务终归是要面对的。他把所有放高利贷的人约到一起。“利息一分钱没有,本金我慢慢还。如果不同意,就一分钱不给了。”按原约定,300万的欠债每月要还45万利息,他根本还不起。他横下一条心,如果来硬的,就做一辈子的混混。
对方唯有同意。某种程度上,也得益于他市井生存的经验,借债时在借条上写明本金与利息,而非笼统一笔账,这样高额利息就不受法律保护。此时,他只剩下大望村一家店,另一家亟待装修的店因现金流断裂而变卖。
此后他用了整整4年还清这笔赌债。连续4年春节,他都没有回过攸县。“因为没有钱。我们那里讲究排场,过年要放炮。”
这些听起来惊心动魄的故事,贺军讲述的时候,语气很平静,某些情节反而缺少戏剧化。比如他说到,当他提出离婚而妻子拒不应允时,两人一滴眼泪都没掉过;输掉几百万的那些夜晚,他也没有失眠,倒头就睡。
但他还在赌。澳门去不了,就在村里赌小钱。昔日白手起家的攸县之子,沦为故乡的反面教材,一直追随他的侄子贺背也走了——他当时尚欠贺背母亲5000元。“以前总有几个人愿意跟着我,当我倒霉的时候,他们都离开了。”他说。
也许只有亲历者才能理解他的转折——真正让他决定金盆洗手的,不是一场灭顶式的大败,而是亲友乡邻的催债压力。全是小账,“你那里几千,他那里几千,我觉得很烦了,给我压力太大了。我才戒赌”。
2015年中,村子里渐渐有人开起滴滴后,贺军也加入了这股潮流。最开始是开快车,后经人引荐,进了汪国平的专车公司。赚钱在其次——他的餐饮生意大有起色,在受访的夜晚,他刚刚送了700份盒饭到会展中心——重要的是,把零散时光全部消耗掉,就不会想到赌。
“我想把我的人生改变。”贺军说。
每晚他在后厨帮忙,饭点过后没那么忙了,才开车出去。但不要以为他对自己没有标准,每次出去哪怕再晚,至少要赚到500元才回家。
为了符合专车司机的着装要求,他买了两套以前从没穿过的衬衣西裤。这种装束并不能让他看起来像个真正的绅士,也算不上舒服,“我肚子大一点,白衬衣就有点绷”。但就像变装的超人,他投入到那个崭新的角色中。车厢备有T恤和短裤,收工时他会在车上换掉。
曾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,他在大望村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,变得封闭而沉默。旧时生意伙伴都身家千万,他被抛在了最后面,感觉不好意思一起玩了。而攸县“的士佬”呢,他们并不在一个圈子里。
现在,他似乎完全融入到新朋友中。因多年来在村中的“江湖地位”——也是顺应本人意愿,他担任起名为“赏罚群”的微信群群主,管理账目。按公司 规定,司机每次被评为一星,罚100元,如果全天没有3星及以下的评分,汪国平奖200元。利用这个小金库,公司组织活动与聚餐。不久前,司机们还一起去 了趟大梅沙。
至少按贺军的说法,从前的老板朋友,没有因他去开专车而嘲笑他,“他们说我变了,不是以前的‘肥仔’了”。
滴滴不是万能药。把贺军从赌徒命运中拯救出来的,是他自己。而他的妻子,当然还是原任,依然在他的生活里。
只是在某些时刻,过去的痕迹仍会不经意流露。比如,当谈及当日跑到的一个金额较大的订单时,他用的是牌桌上的话,“手气还可以”。
家族
联接夏正武家族的那条隐形纽带,就长在大望村里。某种程度上,他们的生活变迁标示了这座城市的外来务工史。
2003年,夏正武到深圳之初,就住进了大望村。在那种村民自建的“握手楼”,他住4楼,楼下住着妻子的哥哥与姐夫——他们更早些年就来深圳开 出租了。这种家族式蚁居,或许初衷只是图个相互照应,事实上足以对房东形成合力的对抗。“每次说要涨房租,都遭到司机的全体反对,他们会联合搬走,”一位 房东抱怨说,“因为这里的司机都是集体住在同一栋楼里,他们搬走了,一栋房子就全空了。”
当时的出租车行业是香饽饽。“一般白领是一个月一两千块钱,高级白领是三千多块钱,但我们能拿一万多。”
出租车属于特许经营,想申请到一辆车绝非易事。“你去搞车,队长把抽屉打开,你把现金装到信封丢里面,他把抽屉一关。”夏正武回忆,“茶水费最 少6万。反正行业里这么一句话,如果你当队长,经历过一次旧车换新车(需重新申请牌照),你就赚了。”这个潜规则在2010年被媒体曝光后才严格禁绝。
副班司机虽无需操心牌照,但也需要关系。“你都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,你会跟他搭档,把车交给他吗?你不会的。”乡邻关系自然地成了一种准入门槛。
住进大望村后,夏正武从来没有搬过家。“环境确实非常差,但你想我每天干活这么辛苦,让我搬家我也不想弄。”他的一室一厅在2003年时月租是350元,现在涨到1100元,大约只有市区公寓的三分之一。
夏正武逐渐把他原籍益阳那边的亲友——这些年算下来至少有十几个人,引入到深圳开出租。光在他家长期借宿过的,就有4个人。直至现在,客厅里还 摆着张床,以备接待客人。外甥谢学文也在舅舅家住过,他考了两次上岗证才通过,前后住了一个多月。稳定下来,他才搬到几分钟步距的另一幢楼里。“出租车司 机好像群居动物,都是我介绍你,你介绍他,然后枝繁叶茂,越来越多。”夏正武说。
总体而言,夏正武绝非那种轻易与人发生冲突的人,但家人有事,他会冲在前面。他承认,有几次“打仗”,都是为了外甥谢学文。
几年前在加油站,有个小子不好好排队,还赌气撞了谢学文的车。他勃然大怒,呼叫老乡支援。当时已至下半夜,大家都不接活了,一路飞驰过去,“所有的红灯我们甩都不甩它”。
情理都站在他们这一边,十几个人把加油站一围,下车就把那人给狠揍了一顿,一哄而散。后来警察来了,问是谁打的。谢学文回答,都是路见不平的,不认识,打完就走了。他最后赔了500块钱。
“我们都是输钱不输气的。”夏正武承认他也动了拳头,“老乡不帮老乡,谁还帮你呢?”
“司机这个群体你管不好,他们就是一群流氓。你管得好,他们能变成有用的人才。”汪国平说。
他的方法是把夏正武任命为队长。与出租车行业的队长不同,这个队长需要亲自出车,也不可能“打开抽屉”。他没有什么实权,更多近乎一个荣誉,以及沟通的桥梁。在这个现有约80名专职司机的公司里,有十几个人都是夏正武带进来的,甚至是他的亲戚,他的声音至关重要。
“如果老汪说,可能别人并不会相信,因为他是老板。我不是老板,我跟你们天天住一起的,不可能害你啊。我从来不说假话的。”夏正武说。
在法律关系上,滴滴平台与专车司机只是合作而非隶属关系,并无日常交集。为了最大化调用资源,平台的奖励政策时常变动,一些沟通上的误差难免产生,而一旦控制不当,可能演变为司机与滴滴的冲突。但至少在汪国平的专车公司,此类事件从未发生过。
汪国平的公司里另一个有重要地位的人,是贺军。他在大望村攸县人中有着很强的号召力,而且,他的3个侄子也都进了公司。他没有获得队长一职,私 下里他也会说,“都是因为老汪怕我造反”。但千万别把他想象成狠角色,现在的他深具亲和力,公司里谁都可以叫他“肥仔”——他喜欢被人这么叫,只有3个侄 子不能。
“肯定要叫叔啊,辈分不能乱。”28岁的贺熊说,早年间他也跟过贺军一段日子,学煲瓦罐汤。
最早加入的侄子是贺背。过去几年,他在佛山帮父母看店,本想去广州开出租,贺军召唤他——欠他母亲的5000块钱早还了,他就回归了。现在,他就住在贺军家里,独享三居室中的一间,来客人就睡客厅沙发。
贺背身份证上的名字不是这个,贺背是他小时候用的原名。但贺军依然这么叫他。他是看着侄子长起来的。“生他的时候,他妈差点死掉,背出来去医院的,所以叫他贺背。”贺军说。
贺熊之前在广西开了3年家具店,生意垮了,亏了80万,才决意投靠叔叔。目前他和贺背都有了自己的专车。第三个侄子5月底才来,车还没发到手。
贺军的餐馆成了侄子们的食堂。每天上午出车前,他们会在这里吃碗米粉,其他时间赶上饭点,也一起吃饭。当然是免费的。
贺熊初来乍到,贺军为他担任起向导,带他在村子转。他提醒侄子,他所住的区域比较乱,“打牌的都在那边”。
与许多城中村一样,大望村自有看不见的江湖。这些事情贺军一清二楚。早些年,地下赌档与放高利贷的营生被东北人的帮派控制。上百个河南人也住在 这里,负责给龙岗与平湖的迪厅、夜店看场子,到了晚上就一窝蜂地出去了。现在,大的帮派都不在了,只剩下一些零星的放高利贷的小混混。